比特币代表了一种勇气。时代的混乱往往预示着现实中出现了按照既有规则无法解决的问题，揭示出了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性。普通人受其煎熬却毫无办法，唯有勇士盯着这些不合理性硬扛，构建出了通往新世界的工具。
作者：唐晗
编辑：黑土
01 走向混乱的世界
2020年1月3日，伊朗二号人物、“圣城旅”最高领袖卡西姆·苏莱曼尼被美国军队击杀。苏莱曼尼对伊朗的重要性，可以视为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林彪，又或者是苏联列宁时代的托洛茨基。他的死讯使国际形势陷入了凝重与高度不确定性中，受此消息影响，黄金和原油价格一时飙涨，就连低迷了数月的比特币，当日价格亦拉升了4%。
自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从革命叙事走向了经济发展的叙事，至今已经29年了。这29年中，我们曾经生活，或者曾经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秩序日益完善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有一个全球公认的领导核心，全球亦分享一套共同的叙事观。虽然这套叙事观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叙事版本，但在对待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经济增长的态度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整体来说，世界是和平的，混乱只出现在局部。
然而在近年来，这种和平的感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并且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尤为明显。中国遭遇的种种外界打击自不必说，观之全球，动荡宛若一场传染病，正在各大洲流行：制裁后经济凋敝的俄罗斯、军阀混战的中东、被难民冲击的欧洲……每一块土地下似乎都埋藏着一颗极具毁灭性的地雷。那种仅仅是局部动荡的图卷，已经被一种全球性的不安所替代。
伴随这种不安的，是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也未能恢复之前那样的强劲增长，然而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一国之内底层与上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一国想要提高自身阶序，挤占另一国地位时）日益突出。回望过去的29年，像那样的岁月，似乎是不可再得的了。
02 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11周年
2020年1月3日还具有另外一个意义，即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11周年。也就是说，从2009年至今，作为一个“无主之物”，比特币已经运行了整整11年。与苏莱曼尼的死相比，这件事显得毫无影响力。事实上，1月3日这一整天，除了币圈里的小部分人提到这件事，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更不要说让其他的人知道了。而纵观圈内的讨论，也大多集中在了币价上，例如“成功筑底”等等。
但我们非得聊聊比特币不可，特别是在这个日渐混乱的时代。
从2017-2019年，数字货币圈经历了从币价暴涨到泡沫破灭的过程。无可避免地，坑蒙拐骗之事层出不穷，在这个过程中，圈内人财富大多都经历了一轮暴涨和一轮清洗，人心也在资产的涨跌中上下浮沉。一个明显的观感是，2016年-2017年（虽然当时的币价低于现在）尚有人谈论比特币的理想和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时间到了2020年，基本只剩下对金钱的讨论了。
财富的戏弄，让人们日渐逃离了对比特币乃至所有数字货币的未来幻想，尤其是对未来组织形态及政治结构的想象。戏谑的是，比特币的命运却越来越与政治挂钩了。
就以圈内人最为关心的币价为例。在2020年1月3日创世区块诞生十一周年的时间点上，市场情绪却十分低迷，比特币价格一开始不升反降，一度下穿到了6900美元。而在苏莱曼尼被暗杀的消息公布之后，比特币价格才跟随黄金价格一起上行，最终上涨到了7300美元以上。
几乎所有的币圈人都将比特币价格暴涨的希望寄托在今年5月份的产量减半上。然而，产量减半本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加上它被人反复提及和炒作，即便能够带来上涨，也早就被市场提前消化了。例如，从去年6月份开始币圈就一直在议论今年的减半行情，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但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提振，相反愈加低迷。由此看来，重要的不是比特币抛压的减少，而是资金以什么动机、从什么地方涌入。
此前，由于加密货币盘子较小，我们可以依靠庄家配合暴力控盘来拉升币价。例如，2013年的比特币价格暴涨，与加密货币交易所门头沟操控价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在门头沟破产、其交易数据公开后，在学术界得到了验证。2017年的比特币暴涨，可以归功于ICO带来的大量入金，以及Tether暴力增发USDT。然而回看眼下，我们既没有一个可以强势市场的交易所门头沟，也不可能再重演一遍ICO（2019年的IEO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很快就过去了），就连Tether现在也遇到了麻烦。可以说，比特币的入金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过去，由于圈内人对比特币市场强势控盘，比特币价格是一个内部游戏，和其他风险资产的价格走势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然而近两年来，比特币价格却日渐受到外部政治事件的影响，与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高度相关。2019年中美贸易战令比特币价格涨破8000美元是一个例子，此次伊朗事件导致比特币价格上涨也是一个例子。由此，在目前找不到热点，持续低迷的市场中，地缘风险事件便成为了应当特别受到关注的因素。
抛开币价不谈，从比特币采用率的长远角度来看，比特币的命运也深深地被国际政治形势影响着。
根据中本聪的设想，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2010年5月，一个美国人践行了中本聪的构想，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几个披萨，开启了比特币支付的先河。然而，虽然此后强调比特币支付功能的社区愿景甚嚣尘上，但比特币并没有在发达国家的合法领域得到广泛使用。2013-2014年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让许多本已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商家叫苦不迭，只能选择放弃；2016-2017年比特币网络那可怕的拥堵，让支付体验成为了一种灾难。
相反，凭借着去中心化的性能，比特币在伊朗这样的地方反而成为了一种求之不得的新鲜事物。2018年，伊朗就曾通过比特币绕开美元管制，以取得欧元区的投资（不过，中转此投资的瑞士公司仍然在次年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此外，伊朗不仅将比特币添加为国际支付的主要方式，还将比特币挖矿设立为国家的工业产业。
在美元霸权之下，比特币最适合发展的土壤或许并不是美国，而是那些受到美国制裁、缺乏美元同外国展开贸易的国家。在这些地方，比特币去中心化的优点才得到了充分呈现，并使之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超主权货币。除此之外，在那些主权货币极不稳定的地方，比特币也有它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由此看来，比特币独特的性质，已经让它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某些作用，尤其是在政治局势陷入混乱的时候——像伊朗这样的主权国家已经开始了探索。不过，受制于严重的隐私问题（Chainalysis掌握了比特币链上80%地用户信息），比特币还不能成为真正的数字黄金。更严重的问题在机制设置层面：当比特币被开采完了以后，如何继续激励矿工挖矿维持账本安全？比特币是否会因此走向消亡？这些都是业内需要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03 第十二年：未来往何处去？
现在离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已经整整十一年了。让我们跳出对中本聪和比特币白皮书的赞美之词，以及对比特币未来的展望，说点别的话吧。
十一年过去，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中本聪发明比特币以来，数字货币世界还有哪些像比特币一样令人自豪的新构建、新发明？可以说，几乎没有（以太坊算得上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但目前不如比特币）。这里面除了比特币这样的发明本身就很难复制以外，更多的因素恐怕在于人们做事的起点不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沉溺于比特币带来的财富神话，要不就是成立项目方给予大众一个新的财富故事，收割智商税；要不就是成为投机其中的韭菜，在高度投机的市场中赌一赌运气。然而，这些人里却再难见到像中本聪那样，具备构建改变世界工具野心的人了。
我们应当认识到，比特币不是一个歌舞升平、平安祥和时代的产物。它诞生的时代可能比苏莱曼尼被暗杀的时候更为崩坏，那时候资本主义在全球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比特币没有投资人，因而不需要对什么投资人负责，也不向任何人承诺财富自由。它没有遵循一种温顺的、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成长逻辑；相反，它的出现指向了一种新的生活或者说生存方式——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失序时代，经过好几代密码朋克不断奋斗最终破壳而出的幽灵。
2018年底-2019年初，币圈曾经出现了一股回归密码朋克的热潮。可惜的是，潮流中大多并非真正回归密码朋克，而只是利用密码朋克的外壳来包装新兴的项目罢了。这就好比把切格瓦拉印在衣服上贩卖，仿佛这样就革命了一样；往新成立的项目中掺入某些和密码朋克组织有关的成员，又或者掺入一些密码学家，人们便以为这样就更加密码朋克了。然而，当这些项目方被让熊市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资方送到市场急于变现时，疲惫不堪的韭菜们吃了几口，终于也吃不动了。
币圈还有没有前途？经过这几个月的低迷，大家的心里都在打鼓。如果论“钱途”，没有新引入的资金，没有继续强势控盘操纵市场的可能，“钱途”是比较渺茫的。如果论“前途”，自币圈沉迷于技术的细枝末节和造富神话开始，“前途”就已经比较渺茫了。许多项目虽然在技术上做出了改进，但在设计理念上却做出了重大的倒退。要知道，作为资产比特币不是公有的，但作为一个系统，比特币却是公有的，也即去中心化的；然而太多太多的项目方，根本上就是某个公司的私产，虽然名义上号称在做公链，还不如直接转战联盟链算了。
如果这个行业真的需要存在的话，恐怕我们不得不跳出币圈，重新考虑一下宏观世界。笔者愚见，圈内总是号称要做出超越比特币的项目，不是在TPS上要超越，就是在市值上要超越，即在造富神话上要超越。但鲜有人讲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怎样改变世界，以及他能为那样一个世界提供怎样一种工具。而后者恰恰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为，论技术，币圈绝对做不过互联网大厂；论造富，币圈的钱远不及传统圈子。唯有后者是互联网世界提供不了的（也是他们不愿意、不可能提供的），传统世界也不可能具备的。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已经诞生了11年，我们依然发自内心为此感到自豪。
这一回，我们真的需要回归密码朋克的初心。在这个政治势力日益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技术无孔不入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比特币的社会组织意义和积极构造未来社会的精神，这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最后请让我们不要忘记中本聪铭刻在比特币创世区块上的话：“此时正是财政大臣对银行第二次施以援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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