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用于作恶有多可怕?

合理利用数据将会使企业运行策略更有效,运行成本大大降低,但若是数据被用来做一些不那么利民的事情,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大数据用于作恶有多可怕?

数据正在迅速膨胀并变大,它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虽然很多企业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数据爆炸性增长带来问题的隐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合理利用数据将会使企业运行策略更有效,运行成本大大降低,但若是数据被用来做一些不那么利民的事情,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存在已有时日,却因为近年来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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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和算法发展为首要红利的公司,在我们生活中常接触到的公司是字节跳动,也是BAT中B的上位者。进入2012年,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

Facebook被指责利用用户数据操纵美国大选结果

技术是中立的,它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但它本身是无罪的。我们以为无论技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也不会偏离轨道太远。

在Facebook上,剑桥的analytica数据的丑闻是在2018年早期的一大丑闻,其中剑桥analytica的收获数以百万计的人的个人资料的Facebook个人资料未经本人同意,并用它的政治广告(甚至有人怀疑这只是川普团队中的一部分行为)。丑闻被描述为公众对个人数据理解的一个分水岭,导致Facebook股价下跌了17%,并呼吁对科技公司对个人数据的使用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在数据科学家剑桥大学,亚历山大·高根,被剑桥的analytica录用,开发使用应用“这是你的数字生活“(有时风格化为“ this is your digital life”)。他将应用程序提供给Cambridge Analytica,和Cambridge Analytica依次安排了知情同意研究过程,数十万Facebook用户同意完成仅用于学术用途的付款调查。但是,Facebook不仅允许该应用程序收集调查受访者的个人信息,而且还可以收集受访者的Facebook朋友的个人信息。这样,Cambridge Analytica从数百万的Facebook用户那里获取了数据。

丑闻终于在2018年3月爆发,举报者的出现是前剑桥分析公司的员工克里斯托弗·怀里(Christopher Wylie)。他曾是2017年Cadwalladr 在《观察家》上发表文章的匿名消息来源,该文章的标题为“英国脱欧大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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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和《观察家》报道说,该数据集已经包含了5000万个Facebook用户的信息。尽管Cambridge Analytica声称它仅收集了3000万个Facebook用户个人资料,但 Facebook随后证实,它实际上拥有有关可能超过8700万用户的数据, 其中有7060万来自美国。Facebook估计,加利福尼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美国州,受影响的用户为670万,其次是德克萨斯州的560万和佛罗里达州的430万。

整体工作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些应用程序的用户授予该应用程序访问其新闻源,时间线和消息的权限。数据足够详细,Cambridge Analytica可以创建数据主题的心理概况和每个人的位置,对于给定的政治运动,可以创建一个概要文件,该概要文件建议哪种广告最有效地说服特定位置的某个人参加某项政治活动。

川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利用收割数据来建立心理特征档案,并根据用户的Facebook活动确定其个性特征。竞选团队使用此信息作为微定位技术,在各种数字平台上向不同的美国选民显示有关特朗普的定制消息。广告主要根据个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还是潜在的摇摆选票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特朗普的支持者获得了凯旋的画面,以及有关投票站的信息。相反,经常向摇摆的选民展示特朗普更著名的支持者的图像,以及关于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图像或想法。例如,“制造美国第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收集的广告专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来攻击克林顿,这些广告试图突出克林顿的腐败,以此来支持特朗普成为更好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策划内容和执行方式,可以在2019年末”乱港“分子的苹果应用软件和推特,Facebook,youtube的活动非常相似,通过向积极的乱港份子传播胜利和正义的形象;向第一次搜索或态度不决的用户投递警方或政府的负面形象。

据美联社报道,由Cambridge Analytica剑桥分析公司前官员Data Propria经营的一家公司一直在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2020年的连任努力而努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特朗普在这美国疫情如此夸张的时候,多次在推特等社交平台,恶意制造矛盾,鼓励民主党的属州发动以复工为名的游行抗议。这些都是经过数据处理后的所建议的最优措施。

区块链被“作恶”,百度首当其冲

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应用技术,在百姓的认知渠道中,百度成为首要选择,但是经百度查询之后的“区块链”大多成为了一种新型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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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病毒进化一样,网络诈骗也在不断升级换代。传统的以炒外汇、黄金为噱头的投资诈骗正演变为“区块链骗局”,借助区块链的热度,新瓶装旧酒,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烟台网警巡查执法官方列举出如“一区块链应用场景落地,XX币躺着赚大钱”等网络诈骗新变种,以此提醒称“如果有人这样说,你千万别相信”。

但是这些骗局往往都是简单的认知偏差造成的,大多数云挖矿云算力的等收益型项目,稍微接触到过,了解到BTC运行原理的人,都不会上这种当。

但是正因为数据引导上的偏差,造成了大部分人只会通过信息了解到BTC在发布到现在出现了数百万倍的单价涨幅而简单的认为,任何一个新的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也会促成这个价格。事实上,促成比特币价格增长的原因,多数是由认知上升带来的市场经济引入有直接关系,而其价格的底部又与挖矿成本呈现着交叉关系。

对于这部分复杂的价格上涨源泉,大部分百姓是很难直接了解到的。他们只是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了解到了点击率和推送率最高的内容。

同时也造成了区块链的骗局不断,而使我们这个行业增量,出现明显的发展瓶颈。无论是参与企业数量还是技术人才的引入。

恶性的女权文化入侵被指是由外部势力介入的扰华行为

爱狗人士、自由民主运动、女权组织、圣母思想、极端环保组织等等,基本上西方文化入侵到最后就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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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并不是阴谋论的说辞,最直接的证明是苏联分裂后的乌克兰。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以后(其解体原因,我们不做过多叙述),乌克兰民众渴望接纳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体制,其最后在西方的一系列运作下,变成一个自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弱国”。其军事遗产所剩无几,社会生产缺少国际竞争力,但是女权文化却盛行,盲目追求性自由,同时缺也是欧洲最大的“红灯区”,艾滋病感染率1.4%为欧洲最高。

从苏联到乌克兰的现况,是西方国家通过操控社会舆论和文化入侵最成功的案例,其输入形势不外乎造势,炒作,制造矛盾,培养关键领袖人物,放大社会热点等等措施。

而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他们逐渐的通过香港作为跳板,以微博,抖音,海外以推特,facebook,有组织有规模的定向培养此类人物,积极主动的在中国营造阶级矛盾。

产生这些情况的背景,大部分并不是这些平台所期望的结果,只是由于大数据的内容推荐算法被人利用,而产生了这样的操纵方式。在冷静的看待下,即使不出现微博,抖音,今日头条,推特,Facebook等这样的社交平台,他们也会通过别的方式进行文化入侵,只是通过大数据,他们的定向输出会更加精准,更加犀利。

而中国因基础设施的便民化,使中国网民在数年的时间里,几乎达到了全民覆盖。早期的微信民间盛行的“不让你的孩子XXX”“XX菜含有大量癌化物质”等等的文章,但现在有规模有针对的运动化输出,都随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成熟在发展。

在国际上,不只是美国大选受到了大数据操纵的影响,就连英国脱欧也同样如此。

同时我国的内政的香港事件可谓是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港独事件了,这一切,都和互联网平台日益成熟的大数据息息相关。大数据为作恶者提供了精准的形势分析和活动规划。

中国迅速扩大的网民缺仍处在文化意识不足的基本问题

截至2020年3月 ,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其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7.6%,也就是说,全国72.4%的网民(约6.5亿人)收入不足5000元。其中,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为20.8%;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为33.4%。

此外,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1.1%、22.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5%。

而且,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6.9%;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22.4%;企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人员占比共计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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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情况下,有手机基本上就代表着一个网民,中国可以说是有着全世界最低的触网成本和使用互联网的成本。

文化素养的缺少会伴随着是非分辨能力的降低,尤其的作为活跃度最高的学生群体来说,现在是一个小学生都会玩王者荣耀的时代。他们作为中国未来新兴建设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处在一个社会价值观不成熟的阶段,极易受到网络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所以也就会出现抖音小学生直播送葬家人,学生借三块钱打榜明星新歌,小学生受色情主播诱惑刷榜数十万等情况。

总结

大数据从大方向看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的5G建设应用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是我国跳过工业经济改造,直接发展向数字化经济的必要途径,但是,其技术虽无罪,但是种种有心之人的过分之举,却很难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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